離婚證人，24小時

By SYZ站長 | 2014/05/30 |

劉軒

一個陽光普照的冬天下午，正讓台北市的上班族隔著窗戶飲恨。午餐後，我漫遊到一個夾藏在鬧區巷弄間的小公園。環繞著公園的四周，是每坪上百萬的豪宅。樹蔭下幾個菲傭默默坐著，像是電線桿上棲息的鳥兒，遠處隱約聽到孩童在戲弄。一輛白色寶時捷從地下車庫冒出，轉彎後加速，哄一聲開過一輛停在路邊的卡車。這時我看到卡車帆布棚上，印著一個手機號碼，和幾個斗大的字：

“離婚證人，24小時”

在那慵懶幽靜的城市小角落出現這樣的廣告，實在耐人尋味。那卡車在這兒停了多久？為什麼選擇停在這裡？它的出現似乎正狡猾地隱射著，在這些進口石材和落地窗、在管理森嚴的門面背後，正上演著幾齣莎士比亞般的豪門悲劇。

忍不住好奇，我撥了那支電話。響了幾聲，一個男的接了起來。

“請問是離婚證人嗎？” “是啊。” “你們真的是24小時嗎？” “是啊。” “怎麼計費？” “一個證人一千。” “多久可以到？” “你在哪裡？” “就在你卡車這裡。” “好…半小時內。”

“有很多人從這裡打給你嗎？” 我問。他稍微頓了一下：“有啊。”

“那你們會負責勸架嗎？或是給夫妻做輔導嗎？”

“不會。證人而已。怎樣？” 他語氣變硬了，我說我考慮看看，趕緊掛上電話。

雖然還有太多問題想問對方，但我知道很難得到老實的答案，而且繼續追問下去，八成只會換來一陣三字經。幹這一行的就像電影裡的職業殺手，只要見到名單跟鈔票，把事情完成就好，不多問也不想問。但我實在好奇的不是他們，而是他們所服務的客人。為什麼親友不找、律師不要，反而打給一輛卡車上的手機號碼？一對夫妻究竟走到了什麼樣的絕境，才會需要找24小時的離婚證人？是否在某些情況下，只有與我們完全沒有關係的陌生人，才能讓我們在處理最隱私的問題時，仍舊保持一絲尊嚴？

因為自己念的是心理學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一番說不出來的故事。

那故事可能並不複雜，而複雜的是身邊的環境。周遭的眼睛越多、嘴舌越雜，越會把事情逼到深處，鎖在內心的保險箱 － 那些讓我們隱憂，或是讓我們暗爽的小過失。

但，就像公車站牌背面的徵信社廣告一樣，隨處可見，似乎正宣佈這社會最公開的祕密，就是每個人都有祕密。

最近紐約的Time Out雜誌讓紐約客在便條紙上匿名“告誡”，並把蒐集的結果公佈在網路上：

“我剛剛用啤酒吞了處方藥。”
“我曾經跟室友吵架後把她的牙刷泡在馬桶裡。”
“我正在跟我兄弟的前女友約會，而他完全不知情。”
“我超哈我的瑜珈老師！”
“我偏愛擦紅色指甲油的女人腳丫。”

這些不痛不癢的小小告誡，其實還抵不過記者在紐約地鐵（捷運）上直接讓身邊的乘客跟他們自白。沒想到面對一個陌生人，一向全副武裝的紐約客更樂於分享他們的隱私。或許正因為無緣再相逢，有些事情說出來反而痛快。

我很想留一些便條紙在台北的街頭，不曉得會得到什麼樣的告白。但或許台北不夠大，要真正讓人放得開，還是得離開熟悉的環境。

最近閱讀英國作家艾倫．狄波頓的《機場裡的小旅行》，他對旅館走廊裡擺的一排用過的客房服務托盤，做了個幽默的觀察：“一旦你把不鏽鋼盤蓋掀開，即可發現各種縱慾的證據：蕃茄醬抹在土司上，炒蛋沾了油醋…這些違反飲食的禁忌，和一般人想像在旅館房間裡經常出現的變態行為一樣。”

一個人獨自處在異鄉的飯店房間，也最有機會誠實面對自己。這有點不公平，因為一個正統的心理醫生可能要花上幾個月，甚或是幾年才能夠突破一個病人的心房，而這個病人出差時，卻可能會在一個晚上跟一位“職業女子”辦完事後向她傾訴最真實的心聲。

正是因為自己生活在家喻戶曉的媒體環境裡，聽的都是加過油、添過醋的八卦，我反而開始對陌生人的故事更感興趣。我時常在城市裡漫遊時想像他們的聲音。如果能夠匿名地聆聽而不著痕跡地幫助，那必然是城市文學的最高境界，就像許多旅館房間裡的那本聖經，默默地存在著，直到那最需要的人在那最無助的一刻翻開了它，在字句之間找到一線曙光。那是多麼無意、陌生又神聖的一件事！